隨著上課鈴聲的響起,清華大學教授彭林走上瞭講臺。開課伊始,彭林老師就給學生們提出瞭一個要求——熟練地背誦“四書”。
“太難瞭吧?”“怎麼可能?”講臺下嘩然一片。彭林老師並未多講,而是把他的客人——那些六七歲的娃娃和十幾歲的少年請上瞭講臺。孩子們流利地背誦著《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還有一名不到十歲的小女孩可以全文背誦六經中最難的《尚書》。就這樣,同學們的抱怨和質疑化作瞭佩服和信心。也就這樣“四書”這久違瞭中國課堂的經典,又重新回到瞭同學們的視野。接下來是老師耐心地講解,學生專心地聆聽。(9月22日新華網)
對於現代人來說,《四書五經》即便讀起來,也會有詰屈聱牙的感覺。而“六七歲的娃娃,十幾歲的少年”,居然能夠“流利”地背誦,著實令人五味雜陳。說瞭不起吧?又有些苦澀。說苦澀吧?又有些感動。說感動吧?又有些沉重。筆者隻能說,大學教授的“目的”肯定達到瞭——小“客人”們一現身說法,清華學子頓變“嘩然”為“專心”。要的不就是這個“效果”嗎?世上再沒有比這個更具說服力的“教材”瞭!
《四書》作為必修課,走進清華大學校堂,一點都不必奇怪。熟練背誦《四書》,作為人文學院的高材生,這樣的“苛求”也算不瞭什麼。畢竟,清華大學是超一流的高等學府,人文學院的學子也負有傳承中華傳統文化的責任。但把厚重的傳統文化過早地壓在孩子們稚嫩的臂膊上,著實有些不能承受。對於孩子們來說,《四書》即使能倒背如流,又有什麼實際意義呢?更何況其中“三綱五常”、“君君臣臣”等糟粕又讓他們如何去辨別呢?
早在20世紀80年代,巴金就寫道:“我是受過‘填鴨式’教育的,我腦子裡給填滿瞭所謂孔孟之道……人們從來不教我開動腦筋思考,到瞭我自己‘開竅’的時候,我首先就丟開那些背得爛熟的封建糟粕或者封建精華。……那些填進去的東西總不會在我的腦子裡起作用,因為我是人,不是鴨子。”巴金這位童年讀經的親歷者的這種經驗,發人深省。
“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孩子們站在大學講臺上,秀一秀“背書”的功夫,看上去很美。但誰又會去計較,有多少遊戲、多少歡笑、多少天真與孩子們擦肩而過呢?這有什麼值得“炫耀”的?大學教授拿孩子們當教學“道具”,是不是有些殘忍瞭? 責任編輯:音樂院校頻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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