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28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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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遷暴富魔咒：村民揮霍巨款重返赤貧


















拆遷暴富魔咒：村民揮霍巨款重返赤貧





在中國城市擴張與變遷的舞臺上，上演著一幕幕悲喜劇。隨著國傢征地補償政策的逐步完善，城市中出現一些因征地而巨富的村民。這些原本過著普通生活的人們，如今腰纏萬貫，身傢數百上千萬者亦不在少數。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在紛繁復雜的拆遷矛盾背後，那些急劇增加的財富，在提升他們生活品質的同時，也給他們的傢庭與人生帶來種種意想不到的危機。

“拆遷暴富所引發的眾生相，是非常嚴峻的社會問題。”著名社會學傢、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社會學研究所所長周孝正教授，在接受時代周報采訪時如是說。

據時代周報記者調查，在因拆遷補償致富的人們當中，有不少人的心態發生巨大變化，鬥富、揮霍的現象比比皆是，短短幾年內揮霍掉巨額財富後，重新回到甚至比以前更差的“赤貧”狀態。更為嚴重的是，失地農民一旦因為揮霍拆遷款返貧，所誘發的種種問題最終都會轉嫁到政府和社會身上，並催生新的糾紛和矛盾，此為“拆遷暴富魔咒”。

“一片舊樓倒下去，一群富豪站起來”

短短幾年，眼看著曾經空曠的地方，轉眼間成為繁華鬧市，高樓林立，霓虹燈流光溢彩，站在天橋上的謝小梅感慨萬千。

2007-2012年，僅僅5年時間，傢住杭州市江幹區九堡鎮牛頭村的謝小梅，感覺自己一傢仿佛坐瞭一回過山車，個中滋味如今回想起來，尤為苦澀。

“2007年，杭州市城市向東邊擴展，我們村子剛好在客運中心和未來地鐵站的地方，村裡的人都拿到瞭一筆不少的安置費。”謝小梅告訴時代周報記者。她還記得，當她和丈夫拿到100多萬元安置費時，手都有點抖，因為“一輩子沒見過這麼多錢”。

江幹區九堡鎮牛頭村原為杭州郊區，謝小梅和丈夫同其他村民一樣，靠種菜為生。2003年開始，杭州的東進和西擴加快步伐，特別是近幾年來杭州決定“決戰東部”加大對下沙新城CBD的建設力度以來，九堡鎮漸漸被淹沒到杭州城市化的洪流之中。

“一片舊樓倒下去，一群富豪站起來。”九堡鎮一位要求匿名的官員對時代周報如此形容當時村民們拿到拆遷款的情形。當時，這些村民和謝小梅一樣，都拿到瞭超過100萬元的安置費；此外，當地政府還按每人60平方米的標準，為他們分配瞭安置房。

謝小梅一傢5口人，分到瞭2套240多平方米的房子，按照杭州的行情，價值不菲。“我們不算多，最多的有四五套。”謝小梅記得，剛拿到拆遷款和安置房時，丈夫總是高興地成天哼著小曲兒。

傢住上海浦東新區上南路楊新路的聶梓明，同樣由於拆遷一夜之間邁進富人的行列。讓聶梓明得以快速致富的原因是2010年的世博會。

2010年，第41屆世界博覽會在上海舉行，這是由中國舉辦的首屆世界博覽會。上海世博會以“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為主題，總投資達450億元人民幣，創造瞭世界博覽會史上最大規模紀錄。

“我們原來住的地方離世博會後來的A片區，也就是中國國傢館所在的地方很近。按照規劃必須拆遷，按照政策，我們一傢分到瞭幾套安置房。”聶梓明說。隨後，聶將其中幾套變賣出去，一下子就獲得瞭幾百萬元的收益。

“隨著各地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鄉接合部地區大量村莊迅速成為高樓林立的都市，而位於遠郊區縣的產業園也不斷發展壯大，村莊成為瞭工業園區，不斷刷新著經濟前進的速度。大量農民，從世代居住的農傢院搬進樓房，而且手裡多出一大筆可觀的拆遷補償款。”中國科學院社會學所趙春燕博士指出。

事實上，不僅僅是杭州、上海，在北京和廣州、深圳、鄭州、武漢、哈爾濱等城市，同樣出現大量因拆遷補償而暴富的案例。

2010年8月，廣州市天河區新塘城中村整體改造，涉及面積78萬多平方米。此次改造成本46.55億元，由政府保底。拆遷過後，戶戶村民都將成為“百萬富翁”，最多一戶所得補償估價逾5000萬元。

同年9月，位於深圳核心CBD的崗廈河園片區改造項目拆遷工作亦步入完工倒計時。據媒體披露，當時簽訂拆遷協議的原住民，有很多搖身一變成為千萬富翁。

更為人們所熟知的是，北京大望京村。作為北京城鄉一體化的試點地，大望京村拆遷補償總額達50億元。現在，大望京村幾乎傢傢都買房買車，甚至有人用寶馬當黑車去拉客。

在一些專傢看來，因拆遷補償致富，並非一夜“暴”富。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王錫鋅教授，在一次電視評論中就指出，他不同意“暴富”一說。

“因為這些人的財富是長期累積起來，在一夜之間兌現的。表面上看好像是暴富，但實際上，應該隻是財產權利的一種兌現。所以，我寧可用‘財產權利’的一種實現而不是用‘暴富’來形容因拆遷致富的現象。”王錫鋅教授說。

被財富改變的生活

自從一下子有瞭100多萬元後，謝小梅發現，傢裡的生活慢慢地發生瞭改變。

謝小梅和丈夫再也不用面朝黃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瞭。吃穿用度方面，也有瞭不小的變化。數碼產品、名牌皮包，開始出現在傢裡的儲物櫃上。拗不過丈夫，2008年1月，謝小梅同意買一輛奧迪轎車。丈夫理由是，“傢傢戶戶都買瞭車，我們不買人傢看不起。”

“祖祖輩輩地裡刨食，哪天不想過好日子啊！沒想到一下子就成瞭百萬富翁，該好好犒勞一下自己瞭。”謝小梅說。

將兩套房子中的一套出租後，每月幾千元的房租收入足以保證一傢人的日常開銷。不久，謝小梅對村裡安排的馬路清潔員工作就再也提不起任何興趣瞭，幹脆辭職不幹瞭。起初，她就待在傢裡，後來，村裡打麻將的人越來越多，她也加入瞭進去。

生產方式改變瞭，生活方式改變瞭，但更深層的變化其實在村民們的心裡—大傢有錢瞭。賭局越來越大，2011年10月，謝小梅輸掉瞭70多萬元，以及傢裡的另外那一套房子。“總覺得還有錢，總想著扳回來，結果……”說到這裡，謝小梅悔恨不已。

好在丈夫並沒有過多地責怪她，而是帶著她重新幹起瞭清潔工的工作。

盡管如此，但謝小梅還不是村裡跌得最狠的。村裡還有一對夫婦，一年之內去澳門41次，輸掉瞭拆遷補償款80多萬元還欠下瞭100多萬元的債務。“還有一戶，因為投資失敗，變成瞭乞丐。”

“一夜之間，我們都不知道該幹什麼瞭。”九堡鎮另一位朱姓村民對時代周報記者坦言，當祖祖輩輩賴以生存的土地變成酒店、寫字樓、商場時，他們的迷失感油然而生。

吸毒、酗酒、賭博、放高利貸，成為部分因拆遷致富的人們最為熱衷的消遣與投資方式。謝小梅說，有一位村民傢裡得到150萬元的征地補償款後，他的孩子就不再出去工作瞭，整天跟一班朋友下餐館、進舞廳，後來染上毒癮，“這兩年，被他揮霍的錢起碼有幾十萬瞭”。

2010年底，杭州城郊一所小學的傢庭情況調查表上，在父母職業一欄，有的孩子竟寫上“打麻將”三字。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目前，九堡鎮記錄在案的吸毒人員比2003年翻瞭一番。一位鎮幹部說，當地拆遷戶一夜暴富後又因為賭博、吸毒等原因而返貧者，保守估計有10%。

事實上，面對拆遷帶來的巨額利益，還出現瞭“閃婚”“閃離”“閃孕”等怪象。有村民就向時代周報記者反映，有人到外村入贅，離婚後回到村裡，分走錢，立即復婚；還有的人正好相反，拆遷前結婚，拆遷後又立即離婚。

上海的聶梓明，對拆遷暴富給傢庭生活帶來的巨大影響深有體會。2009年，當聶梓明分到幾套拆遷房後，之前嫌他沒能力的前妻和他打起瞭官司，要求分享一半財產；而他自己也娶瞭一個年輕漂亮的妻子。

尤其令聶鬧心的是，兒子也因為不出去工作和朋友一塊吃吃喝喝，最終染上毒癮犯瞭事被關進監獄。“不過，現在的老婆又給我生瞭一個小兒子。”聶梓明說。

除瞭看不見的誘惑與歧途，這些富裕的人們還面臨著一些垂涎欲滴地盯著他們財富的不懷好意者。在杭州采訪期間，不少村民告訴時代周報記者，有些人盯上瞭他們這些拆遷富起來的人。“他們拉我們進一些情色場所，或者是下套子引我們進入博彩業。”上述朱姓村民說。

缺席的制度設計與政策導向

面對突然到手的巨額財富，並非所有的人都失去瞭理性與自我。牛頭村的葉一航就一直很清醒。

“原先種地、養雞，現在住進樓房，買瞭車，可工作還得要幹。”他在新小區裡找瞭一份保安的活，“活不累，工資也不高。”

而對於賭博和民間借貸，葉一航也同樣保持著足夠的戒備。“那點拆遷款可是我們一輩子的活命錢。”在葉一航看來，將來的生老病死、突發狀況、子女教育等費用，都得靠拆遷款的這筆“老本”。

幾百萬元的拆遷款再加上幾套回遷房，靠房租、靠村集體經濟分紅，都能有不菲的收入。如此一來，人們的就業心態發生變化也就在所難免。拆遷農民中，許多人寧願失業也不願當保安、保潔員。“難道開著好車掃大街去？丟不起這人！”有村民這樣說。

不少人如同謝小梅一樣，在拆遷結束後，走過一條由貧變富又由富變貧的人生拋物線。突如其來的財富，如同一把“雙刃劍”，將他們刺得遍體鱗傷。

“由於這筆財富並非由自身的知識、技能與智慧所創造，因此，他們面對財富，狂喜也許多過理智，揮霍濫用多過合理規劃。知識、能力與眼界的局限，也決定瞭他們面對巨額財富與未來生活時，缺乏科學與理性的規劃，‘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性弱點難免展現，自願或不自願地迷失在奢華揮霍的生活中，甚至比富鬥狠、傢庭破裂……這些，是在財富之外，他們內心難以適應的劇變。”知名時事評論員李妍如此評論那些被財富這把“雙刃劍”刺傷的人們。

“拆遷農民問題頻出的背後，是農民傳統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受到沖擊甚至被顛覆，新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亟待重建過程中出現的陣痛。”中國科學院社會學所趙春燕博士指出。

事實上，在財富面前，因拆遷致富的人們“把持”不住，不僅僅與他們自身的素質有關，也同整個社會現狀尤其是有關部門未能及時引導有關。

“財富的不斷積累過程，就是一個不斷認識財富不斷增強應付財富經驗的過程；不少快速致富的拆遷戶顯然一時還難以具備這方面的能力。”王錫梓曾這樣評論。

多少年瞭，習慣於稼穡耕耘，而今，這一切都成為過去，手裡突然有瞭一筆幾代人都掙不到的財富，不少拆遷戶難以正確認識到財富的價值和意義。他們更難以認識到的是，因拆遷一夜暴富的同時，他們也在一夜之間永久失去祖輩留下來的立身之地。

這個時候，村民尤其需要得到的有關部門的指導，卻付諸闕如。

這些年來，村一級組織的管理職能逐漸弱化。拆遷前，村裡隻知道要村民們配合，催促拆遷；拆遷後，村變成社區，忙著通大路、造高樓，村民們的技能培訓等問題則疏於過問，社區文化活動也乏人組織張羅。

由於拆遷之後原來的居民大多分散租住在不同的地點—有時甚至長達四五年，社區工作的確難以開展。但拆遷後的頭幾年，恰恰是引導失地農民步入社會發展正軌的關鍵時期，如此一來，因拆遷暴富的人們如何能夠得到及時的有效的指導？

有瞭錢習慣存銀行，是絕大多數拆遷戶的第一選擇。但有不少拆遷戶不甘心坐吃山空，想做些投資，但由於缺乏理財經驗，有些人把錢投給私募基金、企業，結果“錯誤投資”，一輩子的心血付諸東流。

破解“拆遷暴富魔咒”

2012年2月22日，國傢統計局發佈《中國201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公報》指出，中國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比例達到51.27%，城鎮人口達到6.9億。

今年3月，社科院研究報告顯示，中國要實現75%城市化目標應該在2040年左右，也就是說還需要30年。如果要完成2030年67.81%的城市化水平，意味著城市化率每年要提高1個百分點，也即每年將有1400萬人口要轉移到城市。

這意味著，獲得拆遷補償而暴富的現象，在今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會在全國各地陸續上演。而近年來各地房價的迅猛上漲，無疑又為拆遷獲得高補償推波助瀾。

“支付補償款征地，是讓農民交出世代擁有土地的權利，一旦拆遷農民因揮霍征地補償款而返貧，許多問題會轉嫁到政府和社會身上，影響社會穩定和發展。”中國科學院社會學所趙春燕博士說。

如果沒能較好地處理這些問題，就會形成“拆遷暴富魔咒”。近年來，在全國不少地方出現因為“拆遷返貧”影響社會發展的案例。破除“拆遷暴富魔咒”的關鍵在於，要把拆遷農民的短期富裕變成長期收益，讓他們不是“富裕一陣子”而是“幸福一輩子”。

正是如此，不少專傢大聲疾呼：拆遷人口管理的制度化建設迫在眉睫。

“這種制度，既要涵蓋他們的精神生活，也要涵蓋他們的物質生活。既要幫助他們轉變思想、提高綜合素質，也要關心他們的就業狀況、提高他們的就業能力。同時，這種制度還要幫助拆遷農民完成從農民向城市居民身份的轉變。”中國社會學學會理事、湖南省社會學學會常務副會長方向新指出。

“被拆遷戶們從農民向市民的轉變，實際上是一種被動城市化的過程，缺乏足夠的時間過渡和適應階段，並且因為他們自身素質局限，由此引發的心理問題更不容小覷。在對被拆遷戶們進行各式補償的同時，應將精神補償作為重要的配套內容。”方向新說。

在方向新看來，單純的貨幣補償模式同樣需要改變。“單純的貨幣補償模式很難讓被拆遷戶們合理利用。貨幣利用得好可升值，反之就會貶值。如以實物或者實體代替貨幣補償政策，讓拆遷戶想揮霍也揮霍不瞭，並有一定的增值空間，是最行之有效的辦法。”

“征地拆遷不是與農民做‘一錘子買賣’，而是要保障好農民的長遠生存權、發展權。通過制度設計，讓土地收益最大限度地用之農民。”王錫梓教授說。

在王錫梓教授看來，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快速推進，征地拆遷不可避免，關鍵是要明確政策導向和制度設計。制定合理的補償機制，引導和幫助失地農民積累資產，促進失地農民生產性就業。充分尊重農民意願，讓農民平等地參與到農村土地市場的開發中來。“此外，政府應加大對失地農民的職業培訓，確保失地農民有一技之長，這樣他們才可能有持續發展的空間。”

事實上，如何幫助農民打理好手中的錢財，不但是農民的強烈願望，也是政府部門責無旁貸的義務和金融機構開拓經營空間的當務之急。“由於農民缺乏理財意識、知識，有關方面在引導農民理財、開發農村理財產品時，要從實際出發，‘重農’，‘親農’。”方向新補充說。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采訪村民系化名）

（時代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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